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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汉代，官方主导的隔离就已成为传染病的防控手段。汉平帝时期将染病的患者安置在空房子里，由官府提供医药，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隔离病房。晋代一度将隔离范围扩展到“密切接触者”，规定朝臣家中若有三人以上感染时疫，即使本人没有患病，百日不得上朝。当然这也带来了问题，遇有瘟疫暴发，百官告假在家，政务几近停滞。

《养吉斋从录》提到清初的一次疫情防控。顺治二年初春时节，北京城内天花暴发，让入关不久的清朝统治者恐慌了起来。朝廷下令，民间百姓只要有发痘的，一律赶出城四十里之外，以防传染。如此紧张，是因为满人和蒙古人长期生活在北方寒冷地区，对肆虐中原已久的天花病毒没什么抵抗力，《清史稿》说他们“有染辄死”。北京人口密集、流动性大，是天花的高发区，朝廷除了沿用在关外实行的“避痘所”、查痘官员等老办法，也升级了隔离手段。不过，这个匆忙出台的政令并没有考虑病患的医治和生存问题，只是一刀切地“有多远赶多远，别传染我就行”。弊病很快浮现出来。有个叫赵开心的御史奉命巡视南城，看到官员在执行过程中简单粗暴的操作，让百姓雪上加霜。发痘的被赶出城，有的人只是发烧也被赶了出去。出城以后住在哪里、如何救治，官府都没有部署。很多人流离失所，露宿街头，不少老弱病残死在了路上，可谓天灾人祸。

作为监察官，赵开心立刻向朝廷打了个报告：“不能随便赶人，痘疹已经出现的才可以转移出城;应该在城外东西南北各选定一个村子，让病人集中居住;如果有遗弃染病子女的，交给司法机关严惩。”总结一下，一是不能随意扩大隔离范围，二是设置集中隔离场所，三是做好违法和违背伦理行为的司法应对。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命令工部选定村落，安排集中居住，禁止驱逐仅发热未见痘疹的百姓，使原先激烈的措施稍稍得以修正。

清代初期的北京天花频发于冬春之际，顺治帝为此几次停止元旦的朝贺大典;天花流行期间，子女甚至邻居出痘的官员禁止入署办公。直到康熙朝推广了民间的种痘法，情况方有好转。

讲史者语：面对人类尚未掌控的传染性疾病，除了民间的自发避疫，中国古代政府很早就有了强制隔离的自觉。直到今天，政府主导下的隔离措施，依然是防控疫情蔓延的有效手段。不过历史也提示我们，隔离防疫自古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，现代社会更是如此。强制隔离的时间、范围和方式，不仅关乎生命安全和健康，也关系到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秩序方方面面的利益平衡。危机的预判，民生的保障，信息的沟通，社会的有序参与，资源的整合与调配，不同地区的分层管理，疫情中违法行为的防控与惩治，疫情后经济生产的恢复，都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