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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收超GDP增长之势亟待扭转
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今年1~4月全国财政收入为8.96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7.05%，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2.9%，基金预算收入(主要是土地出让金)增长33.7%。在各项税收中，增值税增长18.4%，消费税增长24%，个人所得税增长20.8%，企业所得税增长13%。与此同时，今年一季度名义GDP增长率为10%，财政收入大幅超过了GDP的增速。不仅如此，财政收入增速还超过了企业收入增长、员工收入增长。
其实，最近几年政府对企业减税降费工作非常重视，2016年降低企业税负5700多亿，2017年减税降负超过1万亿。政府减税降负的数字是实打实的，但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并不明显，甚至不少企业和居民感觉税负更重了，财政收入大幅超过名义GDP增长率，说明人们的税收痛感也是实打实的，并非主观感受或错觉。这两个数字间的矛盾该如何理解?
第一是局部与总体的关系。政府为企业减除了一部分费用，也减除了一部分原应征收的税，但减除项目之外的部分很可能增长过快，抵消了减负的效果。我们不能否定减税降负的作用，如果没有减负的努力，企业负担可能会更重，税收增长超过名义GDP的幅度会更大，但总体负但未减轻，说明仍有许多工作要做。
第二是不可忽视的征管因素。税收征管有一定弹性，在居高不下的债务面前，一些地方政府加强了税收征管，大力堵塞跑冒滴漏，这种做法与提高实质税率的效果是一样的。而由于土地收入是财政收入的大宗，所以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会设法在这上面动脑筋，所以，我们看到这几年卖地收入几乎是每年以30%~40%的速度在增长。
第三是部分累进性税种(如个人所得税、消费税)在被动地推高税负。因为物价房价上涨的原因，这些年居民名义收入增长较快，而现有的个人所得税制不论是免征额，还是税率档次都缺乏自动调节的机制，必须一年一议且充满不确定性，这使得一些原本不需纳税的人自动成为个税纳税者，原来的纳税者即便实际收入没有提高也很容易进入更高的税率区间。而消费税中的汽车消费税与之类似，随着人们购买汽车平均档次的提高，纳税不是以等比例而是以累进的方式增加。
财政收入拿得多，企业和消费者可支配的部分就少了。政府税收和非税收入长期超过名义GDP增速，是问题的根本原因，只有财政收入增速降下来，情况才能得到扭转，不说要降到比GDP增速以下，至少是不能超过GDP增速，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关系。而政府减税降负的目标最终要实现，很多东西需要改变或改革。
首先，减税降负要突破狭义视角，树立总体观念，并以此衡量减税降负工作的成绩。一方面，企业减税降负，不能单看取消了哪几项收费，降了哪几项税的税率，而要看企业的总体负担是否因局部减负而真正减少了。也就是说，要用广义口径来衡量，而不能用狭义口径来衡量。另一方面，要突破企业视角，应该用“为经济运行减负”来取代“为企业减负”。目前为企业减负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实体经济运行困难，需要为企业减负，但企业负担与社会总体税收负是紧密相关的。如果只是减少企业负担，政府同时从企业之外的土地、房产、个人所得、消费上获得了过多的收入，这些压在居民身上的负担体现为生活成本，进而转化成企业的人力成本，企业减掉的一点税无法抵消人力成本的上升。所以，单纯地讲 “为企业减负”很容易陷入狗咬尾巴的怪圈，只有明确将“为经济运行减负”作为目标才可能达到目标。
其次，要建立累进税的自动调整机制。个人所得税除了要加快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征收之外，还要认真地考虑实行一套免征额和进档收入的自动调整机制。可以设定扣除物价和实际收入自然增长的一套公式，每年自动计算出新的免征额和每档税率的收入标准。这样才能防止个税因通胀因素而不断实质加重。
第三，降低税率的力度要加大。从这几年的财政收入数字来看，应该大幅降低税率，首先可以从增值税率和个税税率开始。增值税已从17%降到了16%，未来仍有降低空间，应该加紧研究实施，尽早惠及企业和居民。
第四，最根本的还要大力控制政府支出。政府之所以在获取税收上有很强的动力，是因为政府的支出冲动太过强烈，抑制住政府支出冲动，遏制财政收入持续超GDP增长之势才有成功的可能。
